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历史事件）

发布日期：2023-11-08311    已浏览 作者: 工程案例

 

	  郑和下西洋指的是从1405年-1433年（即明朝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由郑和带领大规模的船队，前后七次出使西洋，抵达了亚非大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海上活动。1405年7月11日（即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郑和率队从福建省长乐县五虎门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前后七次航行中，郑和及其船队到达过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今泰国)、苏门答腊、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东非等国家或地区，经历了古里建碑、捉拿海盗、布施锡兰佛寺、建立官仓等重要事件，不仅带回了奇珍异宝、香料药品、异国动物，还发展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本页面主要目录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背景、事件过程、事件影响、事件评价、学术争议、文献记载、遗迹遗址、纪念活动、文艺影视等介绍


	  郑和下西洋维护了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中的重要篇章，标志着明朝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文明史上的主体地位。同时，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队伍规模最庞大、航行范围最广的海上活动，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开创了世界航海的新纪元。


	  郑和早年经历不详，据《明史·郑和传》等史料记载，1399年（建文元年），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郑和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功勋。1402年（建文四年），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同年12月18日（建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郑和以太监身份受命祭祀朱棣的乳母冯氏。由此不难推测，彼时郑和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且受到明成祖朱棣的信任。而在正式确定下西洋人选之前，朱棣也曾询问过著名相士袁忠彻，由郑和担任下西洋的正使太监是不是适合，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自秦汉时期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一直把自己的统治区域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政权视为最高政权，自称为“天朝”，而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所有外国政权统统视为附庸，称为“蛮夷之国”，认为“蛮夷之国”的统治者都得向自己朝拜纳贡，以示臣服。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遵循了这一思想，派遣使者前往各个国家或地区，暗示它们的统治者来朝纳贡。朱元璋第四子朱棣通过发动“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后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有意扶持宦官势力，并推动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往来，造就“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统治盛况，其基本手段就是四处派遣使者招揽。《明实录》中就有记载多次派遣不同宦官出使各国的记录，永乐时期“宦官外交”盛行。通过对宦官势力的大力扶持，明成祖朱棣掌握了对西洋贸易的领导权，牢牢把控了海洋贸易这一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朝末期发生的农民大起义不仅推动了元明两朝的更替，也推动了明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在农业方面，明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元末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并安定新王朝农民的生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鼓励农民复业。加上明初对于水利工程的兴修十分重视，很快农业生产便得以恢复，并出现了增长的迹象，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得到发展，不止在大城市，就连一些小地方都出现了“商贾往来”的繁荣景象。由此，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明初统治者的国库也很快充盈，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经济基础。


	  自明朝建国以来，明太祖就很看重海外贸易，在太仓州黄渡镇设置了市舶司，专管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后由于部分走私商贩经常威胁到朝贡贸易的地位，且他们大多携带武器，导致明朝政府有关部门屡禁不止。此外，明初时期，部分元朝残余势力任旧存在威胁，沿海一带反抗的元朝豪强地主大多逃亡海外，不时在沿海地区引发骚乱，被称为“倭寇之患”。于是，为避免内外反明者勾结，同时为了朝廷独占对外贸易之利，明太祖决定实行“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与对外往来。而明成祖登基后，对外要防备倭寇，征讨蒙古、安南国等地，对内要迁移都城，建造宫殿，耗费了大量的财富，于是决定对“海禁”政策适当让步，发展海外贸易，出使西洋以满足国内的财政需求。例如，1403年9月（即永乐元年十月），浡泥国（今文莱一带）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携带胡椒等货物与明朝百姓互市；1404年（即永乐二年），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的朝贡使者在非明廷指定地点开市；1404年4月（即永乐二年五月），明朝廷派遣军队驻守日本、暹罗前往中国的海道，以保障朝贡船只的安全等。


	  中国的造船技术水平高超，自先秦时代起就出现了造船业，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就已经能够建造承重两万斛的大船。到隋唐时期，中国在平底船的基础上，研发出了受阻更小的沙船和更利于破浪前行的福船，有关技术传入日本。除此之外，中国造船技术在汉唐时代的若干项重大发明创新都在世界上具有领头羊。例如密封船底舱的水密舱结构、用于拼接船身不同木料的榫钉接合与油灰捻缝技术、在船边钉上被称为“大腊”的粗木等，都能使船体更牢固稳定，航行更安全。到了宋元时期，又发展出铅锤测海、指南针导航、航海针图等先进航海技术，其中指南针在航海领域的应用对世界的贡献最为突出，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2日（即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至永乐五年九月初二），郑和率队从福建省长乐县五虎门出发，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队共计27800人。此次航行涉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暹罗(今泰国)、南渤里(今苏门答腊岛上)、苏门答腊、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等国家及地区。途中在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旧港附近，船队遭遇了海盗陈祖义的袭击，郑和被迫反击，烧毁陈祖义的十艘船只，捕杀了数千海盗，并将陈祖义本人活捉了回去，随后按令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斩首，并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据《明史》记载：“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郑和这一举措消除了东南亚海上的动乱因素，重建了明王朝在东南亚的宗主地位。


	


	


	  1407年-1409年夏（即明朝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船队共计27000人，途径暹罗、占城、爪哇、古里、满刺加、柯枝(今印度柯钦)、渤泥(今文莱)、锡兰和加异(今印度半岛南端)、柬埔寨等国家及地区，进一步与其发展贸易往来，带回大量奇珍异宝和外来动物。此次航行，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了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回国途径锡兰，郑和船队向当地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物品。1409年2月15日（即永乐七年二月初一），郑和、王景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


	


	


	  1409年10月-1411年7月6日（即明朝永乐七年十二月至永乐九年六月十六），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经过阿拨巴丹(今印度甘巴里东北)、占城、加异勒、爪哇、满刺加、锡兰山、古里、阿鲁、小葛兰(今印度奎隆)、柯枝、苏门答腊、喃渤里、甘巴里(今印度科摩林)等国家及地区。


	


	  此次航行，郑和调解了中国周边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一方面，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亲自给满剌加酋长授予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立满剌加国，保护其不再遭受暹罗国骚扰，并带回了当地特产沉香、黄熟香等。满剌加国王心中挂念明王朝的帮助，后于1415年（即永乐十三年）亲赴明帝国朝觐。


	  另一方面，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曾于1407年向郑和勒索珍贵货物，还时常欺辱邻国。根据记载，他曾率领5万士兵偷袭郑和船队，但被郑和击败，但亚烈苦奈儿被当作俘虏带到明朝廷后，明成祖并未将其诛杀，只是罢黜了他的王位，让另一位有德行的当地首领接替。后来，被罢黜的亚烈苦奈儿得到释放并被遣送回国。


	  1413年11月-1415年8月12日（即明朝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至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郑和率27670人第四次下西洋，首次到达东非麻林迪国。同年11月，麻林迪国派遣使者向明王朝进献“麒麟”（实为长颈鹿），被视作明帝政治清明的吉兆。1415年（即永乐十三年）郑和船队抵达苏门答腊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那时苏门答腊国的老国王刚被上一任王的儿子谋杀篡位，而老国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到山中，占地为王，连年侵扰。因为郑和前来时的赏赐没有给到苏干剌，统领数万人拦截攻击郑和的船队，最终被郑和打败并作为俘虏带回明朝廷，明朝廷诛杀了苏干剌，并赏赐立功将士。


	


	  1417年6月-1419年8月8日（即明朝永乐十五年五月至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抵达卜喇哇、占城、麻林、爪哇、木骨都束、东非等国家及地区，此次出使目的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商机和外交联盟。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此外还带回了多样异域动物，如忽鲁谟斯进贡的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实为长颈鹿）；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等。


	  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2日（即明朝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至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郑和第六次完成出海使命，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祖法儿、刺撒、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均派遣使节跟随郑和船队前往明王朝朝见。


	  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郑和船队曾在福建停留半年，期间在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还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旁白修建了长乐天妃宫，于十一月建成，并树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1431年1月（即明朝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从龙江关出发，率领27550人第七次带队出海。1433年（即明朝宣德八年），积劳成疾的郑和在回国途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病故。1433年7月22日（即明朝宣德八年七月初六），明朝航海家王景弘带领船队返回南京。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行动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到达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更早，是当时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队伍规模最庞大、航行范围最广的海上活动，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开创了世界航海的新纪元。


	  从正面影响上来说，对外，郑和为沿海各国人民开辟了经济往来的贸易航线，同时因地制宜，为不同国家及地区制定了切合当地条件的经济发展方针，大幅度的提升了与当地人民的合作水平，为亚非多个国家及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财富，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更进一步。对内，郑和下西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民间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观点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最终的原因。除此之外，郑和出海前在福建的休憩，为当地航海业、造船业和社会经济提供了发展条件。


	  从负面影响上来说，郑和下西洋导致的诸个番国以前来朝贡为名，实行贸易之实的活动在明朝统治者的眼中只是这些番国表示臣服的一种方式，而回赐也只是一种“怀柔”的外交手段。因此，在这种“朝赐”关系中明朝廷几乎不考虑经济利益，不仅给朝贡使臣的赏赐丰厚，他们带来的私货也能减免官税，再加上郑和下西洋本身经济消耗巨大，久而久之造成了明朝廷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只能对来朝纳贡的使者施以人数和货物限制，同时减少下西洋的频率，最后由于缺乏持续的经济动力，下西洋的活动也在轰轰烈烈一时后悄然终止。


	  对内，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后，绘制了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其本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图中记录了郑和航行过程中历经的约五百个地名，以及远航途计一百余线针路（即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充分表明郑和的船队在远航中已经能够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明朝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气象科学水平。该图集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对外，郑和的船队中王景洪、马欢、费信、郭崇礼、巩珍等重要使团成员都是教信徒，而郑和本人除了信奉教，对儒、佛、道文化也多有感悟。在郑和下西洋出使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中，大多崇奉佛教和教，郑和船队中不仅配备了许多船员和为他们服务的教职人员，而且还请了精通教又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化的著名经师随行，与各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宗教互信，促进了佛教、教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播，利于彼此间沟通思想、增进友谊、消除隔膜。此外，郑和的远航还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为沿途国家及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冠服、历法、度量衡、科举制度、图书等科技，还对外传播了雕刻艺术、建筑绘画、风俗习惯等中华文化，推动了沿线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化文明交流发展。


	  郑和率领船队恩威并施，友好相待，缓解其他各国间的矛盾，为明朝朝廷获取了良好的国际名声，推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把自身树立为“天朝上国”或“宗主国”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几个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的外交体系）的建立，巩固了明成祖的统治。且此次出洋活动涉及了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及地区，发展了中国和东南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的友好外交关系，增进中国人民与多国人民的交流与往来。


	  对此，中国学者持有正反两种不同的看法。中国明清史、史学理论研究学者赵轶峰认为，郑和下西洋展现了明朝统治者视野向外的开放理念，虽然从国内经济角度持续性不高，但从外交关系角度看却是存在积极意义的。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永康等认为，郑和下西洋等外交活动威慑了部分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然而，也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评价不高，认为它不仅耗费了国力，还打击了私人海上活动。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认为，郑和下西洋虽然体现了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海外政策，但由于入不敷出而中断了中国的海外拓殖事业，因此导致失去多个向海洋发展的机会。山东大学教授陈尚胜则认为，虽然郑和下西洋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明朝廷的朝贡体系，但这种秩序没有长期有效执行。


	  明朝方志史学家何乔远评价：“太监郑和与王景弘、侯刘显等人统领下西洋已经有一年了，其他部族的首领都带着礼物来明朝廷朝贡，络绎不绝。明帝宴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上行礼，这样的盛况从未有过。翻译的官员也充满彷徨，场景相当壮观。”


	  清朝政治家张廷玉等在《明史》中充分肯定了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盛世情景：“郑和下西洋得到的宝物不计其数。自明朝宣德年间以来，远方各国不时也有来中原觐见的，但终究也不能与永乐时期相比，而郑和也已经病逝。自郑和死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官员，大都极力称赞郑和，并向其他几个国家及地区夸耀，世人也都把三保太监下西洋传为明朝初年的盛事。”


	  明代官员茅元仪对郑和下西洋并不赞同，认为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活动劳民伤财，而目标却遥远不可及，将之与先王功绩相比后作出评价道：“先代帝王没有穷尽兵力，也加重百姓的压力，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礼乐文明受到异域推崇，天下没有哪个地方不受到中国的道德教化的，这难道不是先王与天地同量的功德吗？明太祖派出的航海使者就必须要出海航行到不知前方数十万里的地方吗？”，认为开通海域是可取的，但需要适度，不可以过于勉强。


	  《光明日报》从人类交往史的角度赞道：“郑和七下西洋的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是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了繁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亚洲国际贸易网，为十五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世界变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出海的目的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并展示明朝的军事实力，曾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葛剑雄则认为这样的推测基本没切实的依据，更推崇宣扬国威，发展对外贸易的说法。对此葛剑雄给出的理由是，当时的明朝作为东方大国，耗费些人力、物力发展与西洋国家及地区的和平外交关系是一件利国利民、符合实际的好事，且船队中军人占比不多，在海外也并没有建立军事基地、殖民统治等行为。后来发现的郑和亲自篆刻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上也记载着出使西洋的目的是为促进明朝与各国的经贸往来，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更具有可信度。


	  根据《瀛涯胜览》史料记载，郑和出使西洋所用的宝船最大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今138米长，56米宽），曾亲随郑和出海的明代幕僚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中也注明这些船只体型巨大，要两三百人才能操作，而此后包括《明史》在内的文献资料大多引用了这一些数据。但由于船只被毁，已出土的舵杆、绞关木等零件没办法准确推算出船只尺寸，导致缺少实证，这一些数据在当今学术界中仍然存疑，部分学者觉得这个船只规模过大，不可能在明朝出现。


	


	


	  对于郑和航行的范围，《明史·郑和传》和《瀛涯胜览》中均记载最远抵达了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竹步、麻林，也就是今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而这些地区也发现了一百多处中国十四、十五世纪的古瓷的遗址，依据这一些线索，中国学术界大多认同郑和最远只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观点，但其他几个国家学术界对此持有疑议。英国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曾在1459年版世界地图中，根据一支中国式帆船在迪布角的航行方向和时间推测郑和曾带队越过好望角，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认可了这一观点。澳大利亚学者菲茨拉德则根据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出土的中国寿星石像，认为郑和船队具有到达澳洲的可能。在此基础上，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推测郑和甚至有可能到达过南极大陆。2002年，英国退伍海军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作出郑和最远抵达过美洲，比哥伦布更早发现新大陆的推论，并列举出了更充足的理由，例如一张依照经纬度所绘制的中国古代地图、加拿大岛屿遗址中出现的汉字和黄种人基因等。针对这些观点，中国学术界均给予了否认。


	  1433年，郑和航行结束回国后，明朝的出洋活动渐渐停罢，中国航海事业渐渐衰落，针对其原因，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历史学家王赓武为代表，认为出洋原因是为了其他几个国家对明朝统治的威胁，成功后就没有了继续出海的必要；第二种观点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为代表，认为下西洋的终止是出于经济考虑，郑和的船队规模巨大，耗财耗力，导致国库空虚。除此之外，也有观点认为是明朝的土地观念和封建思想战胜了支持出海一派，或也有以郑和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失权于文官集团、明仁宗和明宣宗无心拓展、郑和去世导致缺少领导人等影响因素的可能。


	  根据《殊域周咨录》所述，明宪宗成化年间，记载有郑和下西洋具体细节的档案已经丢失，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藏，且刘大夏对该档案并不认可，认为应当销毁。但对于档案被刘大夏销毁的观点，存在以下三点疑问：第一，依照明朝律法，私自销毁官文书应当受罚，但刘大夏反而平步青云；第二，这件事在刘大夏墓志铭中并未记载；第三，在刘大夏中记载有他私藏征安南档案之事，销毁郑和档案的说法可能因此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也不认可刘大夏私毁档案的观点，他认为档案可能在明末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时亡失于战火。


	  由于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细节的相关公牍大量遗失，由当时跟随郑和一起出使西洋的人员归国后书写记录见闻的史籍就成了研究这个事件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书目可考的书籍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以及《西洋番国志》，这三部书是集中、系统记载郑和下西洋事迹的最初史料。


	  《瀛涯胜览》由明朝马欢于1451年（即明朝景泰二年）撰写完成，马欢曾与郑和的出洋队伍一同出海航行，回国后将途中历经的爪哇国、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等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状况编撰成书。《瀛涯胜览》是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一，被公认为郑和下西洋事件最重要的原始研究资料之一。


	  《星槎胜览》由明朝费信于1436年（即明朝正统元年）撰写完成，费信曾跟随郑和的船队亲身参与过两次航行任务，在书中记录了郑和率领队伍第三次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时经过四十多个其他几个国家及地区的过程，并介绍了这些国家及地区各自的位置、地貌、经济资产、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状况，与《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共称为郑和下西洋的最早见证，拥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西洋番国志》由明朝巩珍于1434年（即明朝宣德九年）撰写完成，主要记录了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途中经过爪哇国、暹罗国、苏门答腊国、阿丹、古里国、满剌加国等二十个国家及地区的详细过程，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


	  天妃宫是郑和为感谢海神天妃保佑他第三次出海平安归国而奏请明成祖朱棣赐建的，其主建筑建于明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规模宏大，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宗教建筑群。然而1925年，天妃宫塌毁，仅保留下一块天妃宫碑，其旧址位于南京建宁路天妃宫小学一带。天妃宫碑是国内现存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最大一块石碑，也是南京仅存的两块明代巨碑之一。1997年，为了更利于天妃宫碑的保护与管理，有关部门将其移至与天妃宫相邻而建的静海寺中。


	  为了肯定郑和出使西洋的成果，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年间在南京仪凤门外为其建造寺庙，怀着四海平静、天下太平的希冀，取名静海寺。自战争后，静海寺屡遭战火破坏，198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仿照寺庙原风格在静海寺旧址的基础上重新修葺，现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郑和下西洋以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址之一。


	  郑和宝船遗址公园是依傍在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基础上而建造的一座大型遗址性公园，用于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园内分为东、西、中三个区域，陈列了复原后的郑和宝船、郑和铜像和郑和下西洋主题浮雕等景物，公开了当年龙江宝船厂为郑和准备出使西洋的船只时运用的捻缝技术、独特的硬帆船只结构等。


	  2005年7月11日，被确定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日，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相关纪念活动，时任中央、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和时任中央等出席。活动中时任中国交通部部长张春贤肯定了郑和精神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外交文化思想，提出了共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理想。中国政府也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航海日当天，各地会举办多种庆祝活动，相关船舶都要统一鸣笛一分钟。


	


	  除了中国，其他几个国家也举行了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活动。例如2006年，津巴布韦在国家美术馆举办了“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展览，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馆长西班达表示，此次活动规模大、出席人员规格高、维持的时间长，是近年来在该馆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展览。2019年1月15日，“郑和下西洋”图片展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开幕，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在开幕式上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表示了中国愿意奉行和平外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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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是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12月3日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叶伟国、余国祥。


	  期刊名称：广东财政，主管单位：广东省财政学会，广东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核业务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