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盛大的海上航行之郑和下西洋

	  永乐时代以其大规模的海上远征而闻名，它们于15世纪初叶揭示了中国的技术优势。他们在这一方面远超于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后者的船队仅仅是在这个世纪的最末期，才在远海中从事长途航行。


	  中国的这种先进性，能够最终靠上溯到11世纪的航海传统的持续性来解释，人们无法相信它曾经中断过。蒙古人于13世纪末，为入侵爪哇而下令建造的船队，是在长江下游组装的，它们无疑也就是在宋代建造战船队和商船的船坞中制成的。远海大帆船时代，包括了从11世纪到15世纪初的大远征之间的整个时期。因此，这些远征并非形成了某种一纵即逝的和特殊的事件，而更应被纳入一个更全面的背景中国社会的面貌及其航海活动的背景之中。


	


	  正是由于永乐时代的远航是官方的活动，所以那些断代史学家们才强调这一切。如果大家忘记了当时的中国与已被接受的观念相反，它在作为草原和西域高原的一个大国的同时，还是一个航海家和探险家之国，那这一切就将难以理解了。


	  15世纪初海上远征的原因何在？人们就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这到底是军事还是外交远征？是扬国威的行为，还是仅仅旨在为皇宫供应豪华物与异国珍宝呢？很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一些因素。我们最好是指出，此类活动不仅符合在洪武时代形成的计划目标，而且从当时起就已为在海外地区的一场紧张外交活动作准备了。正是为了海上远征和建造一支远海船队，中国才于1391年在南京地区植下了五千多万株树。从其开国时代起，明代的中国就开始吸引外国使节。东亚所有国家的使节都莅临北京，例如1369年是来自高丽、日本、越南、占婆的使节，1371年是来自柬埔寨和暹罗的使节，1370和1390年是来自马来半岛诸王国、甚至来自科罗曼德尔（裸人国，马八儿）的使节。大家今天在南京郊区还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位婆罗洲国王的寝陵，他曾经携全家并在大批侍从的陪同下到明京朝贡，并于1408年驾崩于那里。


	


	  其墓志铭的某些使人足以考证清楚其身份的片断，近期已被重新发现。在太监们率领下的中国使节，也于1403年到达爪哇和苏门答腊、满刺加，并一直到达南印度西海岸的柯钦。我们大家可以假设认为，广州、泉州、福州的大港口，自13世纪以来就不断与这些遥远地区进行贸易，因为人们根本没办法以其他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外交关系的恢复。此外，明朝明显具有以此扩张主义的企图，它重温了蒙古人的美梦，虽然其风格已发生明显的变化。这里已不再是为了经济开发，而从事的简单征服了；而是为了让人承认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在印度洋的威望。


	  永乐时代的海上大规模开拓与在越南进行军事干预并于1406~1427年占领该国，是同时代的事件。这次海上远征是由一位名叫郑和（约为1371~1433年左右）的太监所主持的。他是云南的，其父哈只吉曾赴麦加朝觐他作为太监在洪武帝于1382年征服云南之后，进入了后来成为永乐帝的北京燕王的宫廷。他本姓马（马哈迈德名字中的第一个音节），于1404年获得“郑”姓。他被任命担任了重要军职，并率领了在永乐（1403~1424年）和宣德（1425~1435年）年间成行的七次下西洋。


	


	  1424年，在第五次和第六次远航之间，又有一支部队曾前往浡林邦。这几次包括了数十艘很大的宝船和每次都载有两万人的帆船的远航，似乎获得了所有的预计成果。中国在东亚的所有海洋、东南亚的岛屿与半岛，以及印度洋中，都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以入贡的形式，与这些地区所有国家维持的经商关系，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就与近东建立了交流，这无疑是埃及的玛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两次遣使南京的原因，其中一次是在15世纪的前25年，另一次则在1441年。


	  中国海军的优势解释了于该王朝初期，开始在中国海岸出现的倭寇，到了15世纪上半叶几乎完全灭迹的原因。选择一位无疑其人格和才学都非凡的作为首席指挥官和正使，前往一些教很久以来就得以立足或刚开始渗透的国家，似乎是特别明智的。郑和在东南亚的成功，于那里留下了非常强烈的记忆，以至于他在那里被神化了，而且对他的崇拜至今仍未消失。供奉他的庙宇被称为“三保庙”，这是暗示郑和享有的官号“三保太监”。完全如同向其他遥远国家遣使时的情况一样，在1405~1433年间的海上航行之后，紧接着就出版了一些舆地学著作，它们在中国澄清了和具体解释了海洋和海外的知识。


	


	  这些著作中的最著名者，是于1434年出版的《西洋番国志》、1436年的《星槎胜览》，由郑和的旅伴之一－曾参加了第一、第四和第七次远航的太监马欢，于1451年出版的《瀛涯胜览》。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效果，是加强了中国人与东南亚和南印度港口的贸易，以及向那里移民的历史悠远长久的潮流。收缩的开始人类能认为郑和在1433年的最后一次远航归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中国在四个世纪期间作为亚洲最大海上强国时代的结束。


	  中国海军于16世纪，也就是恰恰当海盗的攻击达到了最激烈程度时的衰落，也已经由欧洲人所证实（他们已开始在东亚的海洋中冒险），并由平息海盗时遇到的困难所清楚地证明。但中国船队的这种软弱性，却不会阻止贸易交流和走私，中国沿海、日本、菲律宾、暹罗和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似乎从未曾像16世纪那样活跃过。但中国当时已不再像在15世纪那样成为海上强国了，自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它就放弃了继续扬威于海上的政策。15世纪中叶，与海防的这种收缩相对应的，则是从草原一侧的退却。继永乐年间之后，明朝在蒙古的攻势，遇到了游牧民的更为顽固的抵抗，后者开始转入了进攻。这就如同在历史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对于与草原人作交易所强加的限制，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和入侵活动的再度泛滥。


	


	  为了阻止卫拉特人（瓦剌人）增强其势力，也可能是为了把其主要可能是蒙古人供应的马匹采购限制在必需的最小程度内，明朝政府维持了对兵器、铜和铁器交易的禁运，而且还对在边界上重开新马市不太感兴趣。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卫拉特部族被也先汗（？～1454年）所统一，并进入了东蒙古。从此时起，对中国北方的入侵就慢慢的变频繁。1449年，在冀北土木堡的著名事件中，正统皇帝被蒙古人俘虏，而到了1457年才被赎身释放。土木堡事件除了它在北京引起的严重政治震动之外，在外部也标志着开拓时代的结束，并向一种防守政策的转变。


	  蒙古人于1438~1449年间的攻击，对于中国的防卫体系来说确实是灾难性的，因为它迫使明朝向南作大规模的收缩撤退。至于1403~1435年间在河北和山西北部修造的万里长城，它绝大多数都是沿6世纪中叶北齐和585年隋朝修造的旧防御工事走向延伸的。蒙古人的发展推进，迫使正德年间修建第二条防线（内长城）。在成化年间（1465~1487年），于鄂尔多斯以南修建一条新防线，变成必不可缺的了。这些长城的总长度（在某几段是两层或三层），达到了近五千公里。


	


	  在中国北方直到北京附近，大家至今尚能看到的大段残垣断壁，也正是这些长城。从15世纪中叶起，明王朝再未有为了把北方诸省从草原的压力和威胁下解放出来，作过任何略具规模的努力。


	  继1449~1457年的妥协时代之后，在英宗（正统）皇帝被囚禁期间，明王朝仅限于以花费巨资来确保其边境的防卫。这种消极的政策，导致了16世纪中叶的一种危机形势，而明帝国勉勉强强地从中摆脱出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